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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亚洲会否重现资本流入浪潮?
继去年年末资本大量流出新兴亚洲之后，在全球经济整体改善的背景和风险偏好上升的环境下，今年一季度新兴亚洲重新成为吸引全球资金的一块“磁铁”，资本流入明显回升，股市和货币市场也因此出现反弹。记者注意到，近期IMF、亚行以及汇丰、渣打等多家机构以及不少分析人士相继发出新兴亚洲可能面临新一轮资本大举流入的警告，提示因金融不确定性以及风险偏好的迅速转变导致资本流动变化不定给新兴亚洲带来的风险。在刚刚结束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春季会议上，IMF亚太部主任辛格就将资本流动波动不定列为新兴亚洲面临的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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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一些分析人士对新兴亚洲面临新一轮资本大举涌入的判断持不同意见，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微博)就是其中之一。梅新育4月23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迎来新的更大规模资本流入浪潮，除非亚洲今明年经济增长前景相对于西方国家的优势比前两三年进一步拉大，但这是不太可能的，主要是因为，与前两三年亚洲新兴市场保增长政策“弹药库”相当充实相比，目前该地区此前采取的反危机政策的副作用已经凸显，在经济减速压力下保增长的空间有所缩小。不仅如此，只要导致去年除中国以外的热门新兴经济体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的基本面因素不变，一时的资本流入随时可能逆转成为资本外逃。
三因素导致一季度资本重返亚洲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兴市场重新成为全球资本流入的洼地：除中国外的其它“金砖”国家货币对美元均大幅升值，资金流入更急;今年1月1日至3月8日，全球投资组合净流入新兴亚洲(除了中国和马来西亚)约270亿美元，而去年为净流出160亿美元。谈及目前新兴亚洲资本流入回升的根源，梅新育认为主要包括三个因素：对去年过于急剧资本外流的矫正;去年除中国外热门新兴市场本币对美元汇率几乎全面显著贬值;目前一些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放宽了资本流入管制。
首先，2011年下半年以来，资本流出新兴市场经济体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如中国2011年12月外汇占款负增长1004亿元人民币，此前两月分别负增长248亿、279亿元，降幅连续3个月逐月增加，有一部分便是资本外流所致。与此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和居民调整其境内资产的币种，从本币资产转为美元资产。
其次，在大规模资本流动压力下，去年除中国外的热门新兴市场本币对美元汇率几乎全面显著贬值。其中，俄罗斯卢布、巴西雷亚尔、印度卢比对美元贬值幅度均达到两位数。在这些经济体实体经济部门没有爆发真实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其货币汇率如此贬值显然不符合经济基本面，这种外汇市场的超调在事后出现回调是正常的，而回调所带来的套利机会也会吸引资本内流。
再次，在保增长压力加大、东道国自信对外资流入间接调控能力增强的环境下，一些亚洲新兴经济体放宽了资本流入管制。如中国成倍提高QFII额度并放宽资本项目管制等，吸引了一部分过去不得其门而入的资本流入，因此抵消了一部分资本外流，甚至还有余。
亚洲会否再现资本涌入浪潮存分歧
面对一季度新兴亚洲资本持续流入的局面，IMF副总裁筱原尚之3月底表示，持续的资本流入会通过增强市场信心来刺激亚洲地区的私人投资和消费并促使融资条件放松，但也意味着亚洲已经暴露在全球复苏的下行风险之中，资本流动的波动性会给该地区带来风险。此外，亚洲也面临着通胀风险，如果欧元区采取更有力的财政紧缩，将会驱动市场风险偏好普遍上升，亚洲将迎来比预期更大、更持续的资本流入。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李昌镛日前在发布《亚洲发展展望》更新版报告时则预计，如果美国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经济体可能会面临资本流入大幅上升的现象。而基于欧洲央行近期执行长期再融资计划、英国央行仍在购买国债、美联储暗示现有利率政策维持至2014年等情况，汇丰控股和瑞银财富管理也预计资本将继续流入亚洲。
不过，梅新育则不太赞成亚洲将迎来新的更大规模资本流入浪潮的判断，称这种现象只有在亚洲今明两年经济增长前景相对于西方国家的优势比前两三年进一步拉大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但这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前两三年是西方金融危机高峰时期，而亚洲新兴市场保增长政策武库相当充实。现在西方走过了危机高峰，美国经济正处在比较强有力的复苏趋势之中，而新兴亚洲此前反危机政策的副作用已经凸现，在经济减速压力下保增长的空间比前两三年有所缩小。某些热门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已明显减速，爆发危机的风险显著上升。”梅新育如是说。
根据IMF上周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更新版，今年发达经济体GDP增速由1.2%上调至1.4%，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增速由5.5%升至5.7%。而亚行在此前发布的《亚洲发展展望》报告中将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今年的经济增速从去年12月份预测的7.2%下调至6.9%。
不仅如此，梅新育补充道，去年除中国以外的热门新兴市场货币大幅贬值其实有着深刻的基本面因素。如印度持续数十年的经常项目收支赤字、史上最长的加息周期导致的实体经济进一步减速等。只要这些基本面因素不变，一时的资本内流随时可能逆转成为资本外逃。“这也决定了印度今年前两个月的本币汇率回升和资本流入并不稳固，很容易出现逆转。而且，年初的资本流入规模越巨大，逆转时的资本流出冲击力就越强。”
考虑到全球经济的复杂因素和2011年后期经济低迷对2012年的影响，国际金融协会(IIF)在1月份发布的报告中预计，2012年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将承接去年的趋势继续减少，2013年将呈回升趋势。其中，今年新兴亚洲净资本流入将从2011年的3700亿美元降至2900亿美元，2013年回升至3200亿美元。
决策者宜未雨绸缪应对资本流入
鉴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在一季度明显上扬，亚洲新兴经济体决策者目前正面临着通胀抬头和经济放缓的两难境地，需要在保增长与抑通胀之间进行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资本大举重返新兴亚洲，会给该地区宏观经济管理带来哪些影响呢?对此，汇丰认为决策者需要警惕这波资本流入将再次推高通胀水平。如果通胀的压力再度加大，李昌镛认为亚洲可能需要调整货币政策以保持物价稳定，但短期内政策应对尚不明朗。
对此，梅新育持不同观点，他告诉记者，去年初级产品行情已明显下跌，路透-杰富瑞大宗商品期货指数全年下跌8.3%，无论是金属还是农产品均未能幸免，导致全球大宗商品对冲基金经历了10多年来最差的年景。今年初级产品行情也并不被看好，部分初级产品价格前两三个月虽然出现强劲反弹，但多数是战争风险、出口禁令之类经济基本面之外的因素所致，全年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下跌的压力相当大。
尽管预计亚洲出现大规模、持续的新一轮资本流入的几率较小，但梅新育认为决策者还是需要未雨绸缪。
“如果真的出现那种情况，除了相应的冲销干预之外，亚洲经济体可能需要重新收紧资本流入管制。为此，我们现在需要为未来可能的冲销干预留出一定的政策操作空间。”他如是建议。
实际上，为防止资本流动突然逆转带来的泡沫急剧膨胀和急剧破灭风险，一些发展中国家今年已恢复了此前暂停的资本管制措施。如今年巴西政府恢复执行了去年年底暂停征收的2%外资金融交易税和对短期债券投资和股权基金的6%税率，本月初还决定将6%的税率范围从两年期及以下的短期债券扩大至三年期债券。巴西总统罗塞夫在4月9日访美期间称，发达国家宽松政策带来的“货币海啸”正在损害巴西。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巴西货币雷亚尔兑美元汇率升值近10%。
梅新育表示，尽管今年前3个月巴西雷亚尔对美元升值10%，但这是在去年两位数贬值幅度基础上的升值，仅用汇率水平不能说明对巴西经济损害如何，巴西货币问题的关键不是升值或贬值，而是波动性太强。相比之下，目前人民币汇率稳定性则好很多。“所谓'双向波动'，确实名副其实。”尽管如此，在资本项目开放度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汇率波幅扩大的情况下，他说，如果新兴市场大规模资本流动逆转，即使中国宏观经济基本面还不错，金融市场的传染效应也会使人民币汇率稳定性等面临严峻挑战。“因此，我们应积极稳妥地扩大资本项目开放，但必须保留在必要时重新收紧资本项目管制的权力。”他说。
